約伯  

榮格的《答約伯》是一本引起很大爭議的著作。引起爭議的原因就是這本書可以看作是對猶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神所作的一次心理學的個案分析。

約伯,這一《舊約》中的人物,被選中作為神與撒但之間的賭注。爭論之點是神忠誠的僕人接二連三地遭受各種災難之後時候還會保持其忠誠。在約伯通過考驗之後,神又使他回到了原來的狀況。但在此之前,他遭受著痛苦和疾病,孩子的死亡,失竊和家畜死亡,以及妻子、鄰居、家庭和朋友的拋棄。

當《答約伯》英文版第二版于1956年作為田園心理學著作系列叢書中的一本出版時,榮格在原來的前言前面加上了一個“前言注解”。在這一注解中,榮格告訴我們寫作此書的目的何在。他關注于傳統上所說的“惡的問題”。也就是說,使神的存在與惡的存在相協調的問題。榮格進行了如下論述:

“如果基督教聲稱是一神教,那麼不可避免就要設定其對立面于神之中的。但這樣一來我們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宗教問題就是:約伯的問題。我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指出這一問題的歷史演進,從約伯的時代開始延續數世紀一直到最近的象徵現象,如瑪麗亞升天等。”

如果神是一,撒但就不應該具有和神一樣的力量,而惡之起源的問題依然存在。榮格之所以被約伯的問題所困擾也是因為約伯“希望從神那裡獲得幫助來與神抗爭”


約伯從來沒有放棄他對於神的信仰,從來沒有為了獲得救贖而乞求,即使是他的朋友認定他的殘酷和持續惡化的處境一定是他做了什麼事情而遭到的報應。最後在注解的末尾,榮格告訴我們,關於《答約伯》他“希望能避免留下在宣佈“永恆真理”的印象。這本書不是在裝腔作勢,它只是一個想要或期望著遇到大眾中的有真知灼見的獨立個人所發出的心聲或疑問。”

除了這些評論,在“前言注解”中,他還意識到了他這本書可能會引起的爭論。他反復強調了與《心理學與宗教》一書相關的、上面已經討論了的有關宗教的心理事實的觀點。

在這裡他說道:“宗教性的陳述……無一例外地指向那些不能夠確立為生理事實的事情。”即使它們具有這種生理特徵,榮格也聲稱在這些觀念之後一定存在著某些東西,因為它們可以被歸於數量有限的原型形式。然後,他重述了《心理學與宗教》中有關上帝意象的內容。

在開始進行編號為20個部分的分析之前,他所作的最後的前言性評論進一步說到了此書的目的。他告訴我們,他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弄清楚《約伯記》對於當代的基督教信徒的心靈能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他想要知道“約伯為什麼要被傷害以及為了何種目的而被傷害,對於耶和華以及人類來說,從中又產生了什麼樣的後果。”在這裡要注意到他讀到了約伯的故事對於神而言所具有的後果。也就是說,神由於和約伯的遭遇而被改變了。


《答約伯》二十個部分所涉及的內容從出現在《舊約》末尾處的《約伯記》開始,到《舊約》中被排斥的著作(偽經),再到《新約》,一直到《啟示錄》。榮格在這裡想要說明的問題很多。其中之一是神為什麼需要肉身化為耶穌。另外一個問題是福音書中平和的耶穌與《啟示錄》中性情暴躁的耶穌如何融合起來。他也再一次對四位一體產生了興趣。在這一情況中,有關聖母升天所謂新的教義如何能被解釋為一種從三位一體到四位一體的變化。在他解決這些問題之前,他首先必須論述清楚正義這一概念以及他所說的耶和華的無意識。

約伯在他向神乞求時怎麼能期待獲得正義呢?誰將可能成為約伯的辯護者呢?如果《約伯記》末尾不是讓約伯為自己的事乞求,而是以大爆發的劇烈形式為自己申辯,神會因為約伯企圖質疑自己而懲責約伯。神將會嚴厲地對約伯說,“你真是膽大妄為!”正像榮格所言:“耶和華從來沒有過想要責問他那喜歡作惡的兒子(撒但)的念頭,甚至沒有想過給予約伯起碼的解釋其行為的道德滿足感。相反,他一直操縱著其全知全能和進行嚴厲譴責的強權。”

在榮格看來,這就產生了神的無意識問題。就神與撒但之間的約定而言,神怎麼能夠在其發生之前而不知道這一考驗的結果呢?神的全知似乎應該排除任何的意外。當神為七十一行辯護詞而向約伯發怒吼叫時(《約伯記》381-402407-4126),榮格無法確定神想要得到什麼。

約伯已經得到了神的力量。這一點可以從約伯對其自身處境的意識清楚地看出來。約伯只是想要知道他為什麼會處於這樣一種狀況之中,對此神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如果神是全知的,他也應該早已知道這一點。榮格推斷,神對於這些辯護詞發怒應該另有目的:約伯只是神心中內在的辯論過程的表面事件。他對約伯的大發雷霆忽視了人們會不可避免地發現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與自己同一的……耶和華一定已經看到了約伯的忠誠是不可動搖的,而撒但必定輸掉這場賭博……約伯別無選擇,只能正式撤回對於正義的要求。

這正是約伯保持緘默和承認失言時所做的一切。根據榮格的看法,約伯取消前言使得神的怒火得以平息的作用。因為在約伯取消前言之後,神懲罰了約伯那些棄他而去的朋友,並賜予了約伯兩倍于先前的新的孩子與新的畜群

約伯和所有人一樣,處於一種“難以忍受的境況”中,因為耶和華“一方面肆無忌憚地踐踏著人類的生活與幸福,而另一方面又必須有人類作為其伴侶。”

 

由此,榮格開始從約伯的故事轉向神向耶穌的肉身化。根據榮格的觀點,“神變為人類的真正原因可以在他與約伯的遭遇中找到。”首先,榮格再次對肉身化的必要性提出了疑問。如果神無時無刻都在創造,那為什麼要肉身化?如果耶穌是要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那麼對於神而言,通過消滅撒但或禁止他行惡來消除罪惡難道不是件簡單得多的事?榮格表示,這與變為人、聖潔的受孕和童貞女生子等比起來要簡單得多。

神之所以肉身化是因為它已經意識到了約伯在道德上的優越感:“耶和華必須變成人恰恰是因為他已經向人類做了錯事。”榮格認為這種意識只有通過撒但的打賭才能獲得

榮格簡要地論述了肉身化的動力。

“總而言之,肉身化的直接原因在於約伯的崇高,而它的目的在於分化耶和華的意識。為此就必須有一極為嚴峻的局面……否則就無法達到更高水準的意識。”

在指出了在耶穌和他所說的“英雄之誕生”的故事中的其它離子之間的相似性之後,榮格進一步解釋了約伯、耶和華和耶穌之間的關係。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他最終領悟到了像約伯那樣忍受苦難的意義之所在。榮格把這叫作“對約伯的回答”。

他把這與原型聯繫起來,說“就心理學上而言,無意識或一種原型要完全佔據一個人並在最微小的細節上決定其命運,是絕對可能的……我自己的推斷就是,基督就是這樣一種人格。如果基督的生命同時既是神的生命又是人的生命,那麼基督的生命正是它所必須是的那樣。它是一種象徵,是各種不一致的本質的集合,就好像約伯和耶和華被結合到了同一個人格之中。耶和華要變成人的想法產生於他與約伯的衝突之中,而在基督的生命與苦難中得以實現。”

正像上面所提到的,榮格關注於根據神的全能而通過基督來理解拯救的概念。榮格以如下方式提出了質問:

“他到底是怎樣的一位父親,寧願他的兒子被殘害也不願寬恕他那些被他偏愛的撒但所損害了的、不明智的創造物?這種可怕而古老的獻祭兒子想要說明什麼?是神的慈愛,或者是他的冷漠無情?”


榮格提醒我們,獻祭兒子在《舊約》中並不是一個不為人知的主題。在《創世記》中,亞伯拉罕被要求獻祭他的兒子以撒。在《出埃及記》中,在十誡之後所列出的戒律中,神要求猶太人獻出他們的第一個兒子。

同樣,在這些地方,神的全知應該排除了考驗忠誠的必要。如果基督的獻身是為了拯救人類,問題再一次變成了,“他要把我們從何處拯救出來?”榮格認為神所做的一切就是“以他自己兒子的形式把人類從他自己那裡拯救出來。”

然後榮格考察了在耶和華意識中的這種分化如何在其它的聖經文獻中被預示出來:《舊約》中的以西結和但以理以及聖經次經中的以諾。所有這些著述都包含有預言和幻覺(包括四位一體),因而符合榮格對原型分析的喜愛。以西結和但以理因為他們的先知本質而在基督教中被重視。而榮格則把更多時間花在了以諾身上。

在討論的末尾,榮格將預言看做是基督教的道路已經被已有的歷史結構所鋪就的證據。耶穌的真正教義必須在榮格的分析中被理解。

基督有關神是慈愛的父親的教義,尤其產生了上面討論過的一些相同的問題。榮格再一次向我們提醒了那種“難以忍受的相異性”。

“至善的神只允許人類通過獻祭而獲得恩典,而更糟糕的是,通過獻祭他自己的兒子……我們應該牢牢記住這一奇怪的事實,即神的善是如此之不寬恕,以至於他只能通過人的獻祭而得到滿足!”

但是獻祭還不夠。在榮格看來,神仍處於無意識之中。因為撒但還不在場,他依然逍遙法外。榮格指出:

“儘管他犯下了罪行,也儘管神要拯救人類,罪惡仍舊處於力量相當強大的地位並將塵世的創造物都置於其支配之下……這與可以合理地從‘福音’中期望得到的並不一致。

惡無論如何都應被禁止……神對於使用威力來反對撒但仍猶豫不決。可以設想,他依然不知道他那裡黑暗的一面是如此偏袒于罪惡天使。自然,這種局面不能無限制地躲避開那種已經佔據了人類心靈的‘真理精神’。因此他在人類的無意識中創造了一種困擾並產生了另外一種偉大的啟示……這就是聖約翰的《啟示錄》。”


這一啟示是預示了世紀末日之到來的《新約》的結束,榮格在《答約伯》一書其餘大部分內容中對之進行了分析。約翰是在一幻象中獲得這一啟示的:“耶穌基督的啟示……通過向他的僕人約翰派遣他的天使而為人所知。”

在其分析的第一部分中,榮格關注於《啟示錄》的作者與它的主題內容之間的關係?,以及出現在此處的耶穌和出現在開啟了《新約》的四部福音書中的耶穌之間的關係。

榮格指出了許多《啟示錄》中與其身份不相稱的耶穌的特徵。榮格指出約翰把耶穌描述為從其口中而出、手握雙刃利劍。榮格評論到,“這更適合於戰鬥與流血而不是適合顯示兄弟般的愛。”緊接著,約翰描述了耶穌對七位使者的教導。其中五項教導是負面的,包含著警戒。

這些教導所使用的語言是非常嚴厲的。基督警告和威脅這些使者,榮格認為他所使用的方法適合於“一個脾氣很壞、權力意識強烈的老闆,他非常類似於那種到處宣揚鼓吹愛的主教的陰影。”

同樣地,在討論了約翰的幻覺與古希臘和印度神話中的意象之間的相似性之後,榮格回到了約翰對於基督的描述以及這種描述與約翰自己的心理狀況的關係:

“他那被反感所籠罩的基督意象已經轉變成為了一位不再與救世主有任何相似性的、殘忍的復仇者。人們根本無法確定,比起作為光明之光而不包含‘任何黑暗’的神聖的救世主來,這一基督意象到最後是否隨其補償陰影而更多地包含了作為人類的約翰在其中……我們可以隨意地改變它、扭曲它,但是,根據愛之福音書來看,這一復仇者與審判者仍舊是一非常邪惡的形象。”

榮格把約翰與神話相結合的情況解釋為是由他那來自於集體無意識的幻覺所導致的。這些幻覺被描述成“過多地以集體的和原型的形式被描述,而無法將之歸於……單純的個人情況。”在榮格討論完關於七海豹和巴比倫邪神崇拜的著名文章中的象徵方面之後,他返回到對約翰所做的心理學分析。

把約翰的幻覺看做是約翰自己的暴力幻想,榮格提醒我們,這一切都不在約翰的自覺意識之中。約翰的信,假定它們都是由同一位約翰所寫,只是講到愛,與此不同,《啟示錄》中則充滿了不信教的婦女與兒童的死亡。


依榮格所見,約翰就像他之前的約伯一樣,已經見識了“耶和華殘忍、可怕的一面”,並且已經知道“神能夠被愛,但也必須被敬畏。”文章寫於1952年,是在兩次世界大戰已結束而核武器已氾濫之後,榮格已經在約翰的《啟示錄》中看到了許多令人擔憂的事情。一種舉動就可能導致最後的毀滅。

“不僅僅是人類,而且‘人類的守護神’,都已經結好了絞刑吏手中的繩索,用它可以隨時絞死自己。

約翰將它稱作“神的報復”,這只是另外一種說法。

這種情況使我們不得不說明一下上面提到的惡的問題。因為當代的信仰者們“已經經歷了如此聞所未聞和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以至於惡的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普遍的宗教中的惡夢。”榮格說道,這一問題也是困擾了古希臘和基督教煉金術士們數世紀的事情。現在人類有了“新的責任”,這是我們無法逃避的,因為“黑暗的神已經讓我們掌握了原子彈和化學武器”,賦予了我們“掏空災難之瓶的力量”。


因此,我們“不能夠再激素蒙昧無知、毫無意義”,為了理解年自己,我們必須瞭解“神的本質和形而上學的歷程”。在有關聖母升天的更多討論之後,榮格提出了他的最後觀點,將此書與他的其它著作聯繫了起來。

“現在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所提出的有關象徵整體發展的解釋是與人類意識的分化過程相一致的。但既然……原型不僅僅是心靈的物件,而且也是自主性的因素,如有生命的主體,那麼意識的分化能夠理解為先驗的、有條件的物力論介入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中,將是原型完成了最主要的轉變。”

我們不得不涉及兩種自主性的因素,神的無意識部分(通過聖靈)和決定我們人性的有意識的部分。


在結尾時他說到:

“即使是明智之人也保持著他之所是,在留駐於他之中的整體面前他從不超越其有限的自我,他對於這一整體的形式一無所知,這一整體把他嚴嚴實實地包圍起來,像大地的深淵一樣深不可測,像天空一樣無邊無際。”

那麼,我們就必須通過接受、探尋和分析我們的夢和幻覺來瞭解這一集體無意識。

我們必須接受榮格在前面如此頻繁地提到的陰影和完成個性化的過程。


轉自:  中國心理學報  (原鏈結已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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