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開出來怎麼和人討論呢?我經常從別人的評論中得到新的東西。
我常在走路和睡前總結所學的內容、思考遺留的問題，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後，一個總體的知識或敘事框架會逐漸浮在腦海裡。然後我會將他書寫下來，有時候是關鍵字、泡泡圖架構、速寫；然而，我必須承認，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等待伴隨書寫時，可能出現的源源不絕的靈感。你的筆與你的鍵盤彷彿自己也會思考，內容會在意想不到時得到擴展。
這種學習與思維方式，是在我就讀建築系後無意間發覺的。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專業是這麼缺乏標準性與教科書，任由一切都在渾沌與模糊之中。想要見山是山需要的不僅是時間，更多的是拋棄過去教育所習得的學習方式。
建築系的舞台有句名言:『格式化』。
很可惜的，你在國高中為考試累積的專業技能，到了建築系一點用也沒有。當然你不需要放棄它，它仍有用處；不過一名建築系的學生必須把握的，是建立自己的思維系統，以適應左右腦並齊、手下不僅是文字、數字，還有圖形操作的新價值與工具觀。
這些沒有人教你，因為我們都是適應過來的。
台灣的基礎教育對抽象概念性的思考有相當的困難，使學生只能思考具象的事物。東方人原本是很有機會利用抽象性思考的民族，因為我們非常重視「場所精神與關係」；中國與日本皆是利用象徵作重要意義的表達，只是日本人對其更加的提煉。對此，我也無須作進一步說明。只要想到羅蘭‧巴特的日本論《符號帝國》就足以明白了吧。
象徵本就是抽象概念的行為，它其實非常具體。研究日本文化的優秀學者奧古斯丁‧柏克(Augustin Berque)，針對日語作了如下分析：
他將清少納言的《枕草子》中「春は曙」與英譯版「In spring it is the dawn that is most beautiful.」做比較，指出日語原文只是把幾個詞擺在一起，而譯成英文就有了固定的意思。這是因為日語是以「文脈依存構造」為基準的。換言之，雖然只有零散的幾個詞擺在那兒，但只要讀者明白了其上下文的脈絡，也就無需對其意思加以解釋，有時加上解釋反而會限制了原句想要表達的意思。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確實林文月的譯文「春，曙為最」比周作人的「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更接近原文的感覺。要精煉操作文辭，中文與日文自有其特別的優勢。
這樣的想法其實是從艾利克斯‧李嘉樂(Alexis Rygaloff)的《以場所為中心的語言》(Local centrique)那兒得到的啟示，柏克不過換了一種說法，將其稱為「文脈依存構造」。而非中日的語言則被李嘉樂稱為《以人稱、自我為中心的語言》。
又例如日本茶道中的花朵、中國的料理，原本成長在不起眼的角落。經過人為的移轉，被置換於另個場所(花瓶、餐盤)後，便具有了新的場所精神。這種象徵不僅是好看的視覺感受，更有環境造就的「關係產生」；與這些關係連結的結果，吾人便能判斷是否能在大堂喧嘩或須打躬作揖。
這種象徵作用貫穿於最基本的華人與日本文化中，不僅在茶道的世界裡、繪畫的世界、料理的世界，甚至建築的世界，這種象徵作用也同樣適用。
而這種文化導致的驚奇現象，輕而易舉的展現在東西方兒童對事物識別的差異上。
一位發展心理學家在1972年，就曾比較中國與美國小孩對事務認知的差異。他在測驗卷上畫了三個圖：一隻雞、一頭牛和一堆青草，然後叫小孩把他們認為屬於同一類的二個圖連在一起。結果大部份的美國小孩是把牛和雞連在一起，而大部份的中國小孩則正好相反，把牛和青草連在一起。這個有趣的差異可以從西方文化發展的不同中找到答案嗎？
西方文明從希臘開始就非常重視怎麼把世界上的萬事萬物給予適當的歸類。因此雞和牛當然是屬同一類的東西，而與青草則是不同的類別。相反地，在東方我們認識外在的世界偏重於關係的確立。牛吃青草，因此這二個圖應該連在一起。
另外的心理測驗，也清楚地反應了東西方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人對世界的認知：譬如說中國學生常常把認知的物件和它的背景結合在一起，成為單一個認知的對象；而西方學生則把背景當成不相關的事務，排除在認知對象之外。
可見場所精神的抽象象徵性，幾乎是深植於東方人體內的，但為什麼這種思維方式反而不被鼓勵，甚至沒有對真實世界產生更多影響呢?
只有教育，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它與整個社會看待事物的價值觀有關，這裡按下不論。
在知道我們東方人的思維特點後，應該怎麼建立一個適當的書寫方式呢?而它有什麼好處呢?
往後將描述這些益處，只是些實驗，您不必當作圭臬，而它也沒有這種價值。
請抱持面對一個試圖理解自己學習過程的人，抒發的一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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