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評:《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 - 台北市士林勞動文化公園與建國啤酒廠的保存爭議
篇初作者提及研究勞工運動與文化保存的意圖，並利用葛蘭西、巴克、威廉斯和湯普森等人的理論，解釋文化政治的觀點與勞工處境，言明應利用文化生產的決定性力量，將文化視為勞工階級的戰鬥場域。
後二目則利用士林紙廠與建國啤酒廠，勞工運動與文化保存間的階級角力，釐清屬於文化人的文化生產與屬於勞工的勞工運動間的差別，最後承認其對於鬥爭力量的建立仍屬未竟，還待努力。
可以察覺，作者意圖建構一個勞工運動與文化政治的地圖，並透過士林紙廠與建國啤酒廠的文化保存範例，尋求一個強化階級觀點，以增進未來社會運動能量的概念，作者稱作「創製勞動文化」。
亦即：建立以勞工觀點的工人文化基底，讓雇傭關係中的權力與抵抗能被看見和理解，也讓受壓迫者能意識和認同所屬群體的社會處境，查覺到行動的必要性。
簡而言之，作者站在一個勞動階級觀點，透過時下流行的文化保存與包裝策略研究，持續『替階級鬥爭運動累積鬥爭力量』，並暗示文化階級須反省其僅重視歷史內涵、緬懷鄉愁，單面強調正向溫馨的理性提倡。
然而站在勞動階級觀點，關注文化保存研究，雖必然對文化人批判著墨最多，但作者似乎於兩個案例的資方運作與府方參與的批判內容輕重不一，使得案例綜觀變得不清晰，比較意義似乎僅能對於勞工運動的概觀做出補充，離『替階級鬥爭運動累積鬥爭力量』似乎有段距離。
於士林紙廠僅透過歷史訪談描述資方立場，介入協調會與文化保存空間的詮釋權，府方運作則是保存鑑定與土地變更案，對士林紙廠如何讓渡成功這點，作者並未清楚提及。
建國啤酒廠則多側寫時代背景意義，包括精省與民營化策略，大體以政府與勞工作為主軸。但公賣局變更台灣菸酒公司後的詳細處理內容則較含糊，其推進至近前的十年間，建國啤酒廠的面目變得不似描寫般清晰。
然而，作者仍提供一個十分具有意義的勞工運動觀點，並且完美呈現空間角力的過程，包含不同階級對於空間佔領利用的『所有權』與『詮釋權』手段，如何再再將文化保存上升至『政治』。
即便談論文化產業化還是產業文化化，其事實便是戰場角逐，涉及誰有權力和權利主張保存、要保存什麼，以及如何保存和再利用。
其關鍵問題不是保存對象歷史久遠與否，或具有本質性的價值。
例如許多文化人士認為，一個具有年代的廠區與設備，其蘊含的時間豐富性才是保存的憑依，值得保存的是設備操作的過程與圖象，而非人被置於其中的脈絡、遭遇。似乎將工廠中的工人當作活的附屬物件併入死的機器運轉中。
對於資本主義下被機具當作附屬物的工人來說，如果期待死的機器運轉結構，就能透過字意上、運轉上的改變帶來「活」的出路，其本身就是一種矛盾。
對於文化人士來說，假若機器的持續運轉是產業保存的重要精神，那麼也唯有最在乎生產、最懂生產的工人，為了工作養家的持續而將自己與機具的命允緊緊綁在一起的工人，才是詮釋產業運轉的最重要角色。
因此，相對歷史的宏廣長遠，這些保存對象應該如何被各方塑造為誰的記憶象徵，賦予特定文化意義、詮釋與所有，才是文化保存論戰的核心。
在這個真實的問題上，作者提出社會已許久未關注的階級「勞工」，應被納入並參與戰場進行詮釋對抗，呼喚社會重視階級權益。而文章的旁襯與描述，依照這個理想開枝散葉，表達勞工又在何處被消失。
『替階級鬥爭運動累積鬥爭力量』，目的便是令其擁有文化正當性，能夠上升至檯面與文化人、資方與政府進行四方位的批判，三人跳棋該玩完了，是時候回到麻將桌摸大四喜。
同時回應湯普森於《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工人階級和太陽不一樣，他不會因為時間到了就自動升起。他的出現是靠他自己創造出來的。」亦即，覺醒二字便是勞工無法卸下的重擔。
從此我們能夠衍伸研究，部分次文化團體爭取權利的動機與運動過程。
例如近年來的大稻埕文萌樓公娼文化，涉及的台灣歷史罪業與領有政府執照的性工作者如何被視為黑五類。
而台灣近年來勞工運動的停歇與工會的逐漸破敗消亡，與政商結構的改變是否有關，而在這個時候，為何僅剩下台北產業總工會仍有戰鬥能力。
經濟與稅制下的勞工剝削、薪資不對等。這些都緊扣著勞工權利，只要一朝非資方，人民便不能漠視自身權益，繳稅合齡者是為公民，法與利非不請自來，當集結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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