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郭城市(walled city)的特徵是在歷代改革中形成。
原初的周王朝範型雖規定了「右廟左稷」、「前朝後市」等具體內容，但各代統治者為應變局勢，對城郭內的權力調配並未終止。
其綱要雖未脫開層層疊疊內向的「牆」(wall)系統、與被迫依循的「禮」公共領域(儒家的社會控制系統)，但城市中各階層的力量變動，始終宰制著城市規劃，它的形式體現、隱喻會呈現時代的內涵。
「安全機制」是法國哲學家─福柯(Foucault.M.)經常論述的主題，因為它與權力息息相關，所以是必須關注的主題。除了「安全」外，被一併探討的包含「領土與人口」，因其直指受權力服務者的統治者，如何維繫地位、治理人，和誕生人口。
世界各區域的早期文明史表明，從農業文化中誕生的第一批城市，無一例外都是權力中心，或可稱作王權城市和城邑。
中國的情形更是如此，從平糧台遺址發掘到部分人群刻意脫離部落，另闢一處享樂之地時，政治性城市便貫穿整個古代史。城邑就是人口相對集中、居民成分複雜的國家權力中心。
既然居民成分複雜，就必須管制，收取利益；同時，居民的複雜度與其積累，也直接導致統治者必須創造出新的管制系統，牢固、牽制、分化階級。
●曹魏 鄴城 (3世紀)
長安城的市坊制眾所皆知，但其佈局演進，卻是在漢末三國時形成，與周王都存在極大差異。
(曹魏 鄴城)
鄴城繼承了古代的城與廓、宮城與外城的區分，但功能分區更為明確，宮城和坊裡從此不穿插，充分體現了階級對立和等級制度的森嚴。
中軸線的對稱佈局在由宮城內擴展到整個城市，宮城靠北、市在南(周禮是前朝北市)，拉長禮儀與戰略縱深，一改周制，從此影響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幹道於宮城前匯集，利於防守與集合部隊。
其背景著眼於軍事。群雄四起的時代，曹操急需一個整軍嚴明的城池作為後方，因此一旦軍行其中，百姓不可擾，坊牆有了重中之用。
●唐朝 長安 (7世紀)
再經歷四百餘年的戰亂與農民起義後，唐朝沿用隋代的長安城址重新規劃，沿用曹魏時的市坊制，使極權形式達到最高峰。
(唐朝 長安城)
此時期的專制王朝，國本在於「土地的生產力」，因此掌握足夠的領土與穩健的人民(人口)，便能達成國內基本的政治穩定。為維持新王朝的鞏固，市坊制嚴定的出入作息、層層圈圍的牆、佈軍快速而寬大的道路，因此映入統治者的眼簾。
在這個基礎上，為誇顯國家的強大、帝王的權力，因此加大城市規模，鑄就長寬9公里的唐代長安城。
●『市坊制』
唐朝的長安城作為中國城市的經典，形式象徵著規矩甚嚴的專制巔峰。
繼承周禮的部分布局與曹魏的鄴城規劃(軍事)，皇城被置於城市的邊緣，一條極寬敞的朱雀大街帶人領會由層層市坊堆疊形成的威嚴，皇城二側即是禁軍駐所，利於集合作戰。
市坊制的方形院牆，規範了居民的作息、流動，唯一的十字形聯外門戶以及不可臨街開門的房舍，再再使人們從身體和意識上，被作為王的財寶般貯藏，人是君主專制時代的作戰、勞役、糧食生產力。
然而這個形式的操作，最後卻帶來居民生活的困難，市坊的商業集中令採買成為一種折磨，數公里的來回使居民不是遷走就是集中於東西市周圍的坊，導致長安城的一半、南面的四十個坊人煙稀少、荒廢敗壞。
幅員遼闊又空虛的腹地帶來防守上的困難，軍事需求的幹道系統反而成為伏軍與草莽狙擊的對象，國力的衰弱與城市人口外流、勞役與稅收短缺，最後致使長安城由最初統治起來最「安全」的都城，變成最「棘手、不安全」的地方。
「人口」遺失，「安全」不保，「領土」最終喪失。
城市規劃者的權力自信，最後倒射自己。
●宋朝 開封 (11世紀)
(宋朝 開封城 城內白色部分為 倉庫、糧庫、寺廟、庭園、軍械等為統治者服務之作坊)
●『廂坊制』
宋朝的開封作為承先啟後的變形，完全改變中國城池的市坊結構。五代十國末年，關中地帶城池與運輸系統凋敝荒廢，經濟城市南移，形成北政南經的分佈。偏安的南方因財富增長蛻變為大型商業城市，挾有龐大資本力量、鄉壘私兵的自治組織遍布，利用漕運壟斷大發利市。
宋廷於北方開朝後，因物資運輸需依靠南方，選擇全國漕運中心 - 開封城作為首都，除保證南方糧食輸入，也確保南下運送兵員、監控統治的必要。開封城為特殊的三牆城，由唐代節度使州治擴建而成，分皇城(宮城)、內城(官署、商業區等)與外城，結構特殊。
市坊制崩潰後，居民開始「佔街衢為舍」，逐漸產生公共空間的認知，形成商業街道，亦如日本平安京南北朝後的局勢，街道聚眾城患，財來人去，蠢蠢欲動。(平安京甚至形成市民聯合的商業武裝組織，下剋上，奪取城市的長期控制權，直到戰國一統)，統治者雖急於壓制形勢，但著眼於龐大稅收與難以復去且具缺點的市坊規劃，於是取消沿用市坊改作廂坊。
「廂」，軍隊的作戰單位，被引入開封作為軍事駐紮、分區的方法，便於監視街道、維持治安。隨後廂坊制逐漸發展，取消住居進出限制，房舍沿街而設。坊不再是建築的形式，而僅是一種戶籍紀錄法。隨著城市發展，逐漸誕生出膾炙人口的夜市與清明上河圖風貌，百姓流動的自由性大幅提高，人文藝術消費等成長迅速。
但細究城市布局，開封城除了天然的平面不對稱外，在權力控制的規劃分布也不對稱。城市西部充斥軍營，而東部南部則多為市街、倉庫與作坊，軍營沿幹道採點狀插入，暗含著迅速撲滅譁變的用途。
開封城內的軍營雖分布不均，卻是夾著商業區佈局，由皇城向內城畫十字，再向外城畫X型，便能看到整座開封城事實上都在軍隊的掌控之下。
相較長安城的缺點，廂坊制的商業街道使得居民利於採買，對統治者而言代表稅收與不易流失的「人口」。
軍隊的駐紮與環城分布，利於城防與治安監視。內外城皆有禁軍，除快速佈屬外，內城還可將城門封閉，與外城軍隊夾擊，保證「安全」。
人口與安全確保，「領土」保持自不在話下。
若說唐朝的長安規劃是在防禦外敵、彰顯權勢，開封便是內外皆防並匯聚財富，但這樣富有的城池怎麼會陷落？便是冗冗長，非空間規畫的事了。
由周王都、唐長安與宋開封的城市變化，應可連結西方城市演進的主體概念。
1.城邦的初級權力中心，意在對抗自然與宣揚「文明」的城市。
2.階級分化牢固、誕生出嚴密軍事佈署與控制人口(生產力)需求、彰顯帝王權力的「專制」城市。
3.壓制與協調生產力提升到某個程度，逐漸誕生出的不穩定「中產」城市。
中國特有的城市規劃，與西方同樣起造於獨特的文化，這思想和觀念體系一經確立之後，就長期成為這個區域內人們思想和生活的指引，指導人們處理人和自然、人和人以及人和其精神世界之間的關係。
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世界秩序，並且深刻影響到周邊民族的思想和行為。
因此人類的歷史，才誕生出依循不同規則的城市。不過，東西方統治者雖對城市居民的權力形式有別，但可以肯定，其目的仍是鞏固人上人應然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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