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ruitt-lgoe myth〉─ Katharine G. Bristol
本文摘譯自：Americ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 Contemporary Reader. 2004
1977年Charles Jencks宣誓五年前被炸毀的Pruitt-lgoe社會住宅群為「現代主義之死」，強調他執迷不悟的高層設計與現代主義樣式，到頭來戳破了現代主義者的烏托邦幻夢。但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迷信與神話！包含了操弄日裔建築師山崎實(MinoruYamazaki)因設計Pruitt-lgoe獲獎，且眾人為此額手稱慶的謊言。
回到歷史，1954年Pruitt-lgoe於聖路易斯市落成，巧逢韓戰爆發，與市郊房地產氾濫，導致大量中產階級白人外移的甜甜圈時期。那些原本緊鄰金融中心的中級住房帶，在人員搬離後迎來了新住民 ─ 以黑人為首的弱勢群體。他們依賴市中心的資源而活，收集、儲存與販賣那些白領留下或傾倒的玩意。簇擁著金融中心的華麗圍裙，變成人見人厭的貧民窟。
市政府雖眼見中產階級持續外移，造成內城空虛、稅收減少，卻不對既有產業或基礎建設進行改善，而是在房地產上動腦筋。為防止貧民窟持續擴大，導致房價下跌，市政府成立公共住宅部門(P.H.A)，負責貧民窟的拆除與安置事宜。並將空的土地重劃，賣予建設公司，藉此賺取資金，並期望白人社區復返。
由於五零年代聖路易斯市的族群分佈是白人在南、黑人在北，市政府決議將社會住宅總計5,800個單元，集中設置在城北，以避免黑人擴散至房價較高的城南。於住宅競圖中獲選的山崎實(MinoruYamazaki)負責設計其中的2,700個單元，預計安置15,000人 ─ 即十一層樓高的Pruitt-lgoe。
1956年，在Pruitt-lgoe落成兩年後，Architecture Record雜誌特別報導了它獨特的兩項設計，分別是隔層電梯(skip-stop elevators)與隔層公共梯廊(glazed internal galleries)，在建築師的原初論述中，這兩項設計能夠促進社會住宅的鄰里關係。但在財政緊縮與背景下，市政府實際撥給P.H.A的經費相當少，又受迫於執政的保守黨急於清空市區。社會住宅的建設經費不斷遭到縮減，並被要求提高密度以塞入更多的住戶，好保留土地給私人地主與地產公司。
市政府妄想以最小面積解決居住需求的方針，令Pruitt-lgoe的設施負荷超出了規劃預期。這不僅使每住戶單元的室內面積變小、隔間變多，建築材料與施工品質更顯廉價粗糙。建築師於此作用有限，在盡力保證供水、供熱與供電需求後，其他部份已與他當初的設計有太多不同。而後P.H.A的管理單位不斷接到住戶的抱怨，包括新裝的門把一下就壞、隔音效果太差、水管破裂，垃圾焚化爐故障等問題。
由於建設費用對建設公司有利，市政府僅保證此筆款項，卻毫不支援P.H.A對建築的維護管理作業，使得所有費用必須由租戶承擔。在居住品質不良、工作短缺、住戶貧窮，與市政府急於回收資金抬高租金的壓力下，1957年的的住房率不斷下滑，情況持續惡化。同時，接受安置的居民也受到殘酷的對待，有條規定是：若住戶接納了成年男性共同居住，就不得申請租金補貼。它使得一些父親只能獨身生活在外頭，並且與妻小相聚時，時刻躲避政府的稽查人員。那些與這些諸多因素，使犯罪蔓延開來。
除了政策與維護不善外，Pruitt-lgoe也是無能預見的受災者。五零年代初期的聖路易斯都市規劃預想人口將不斷成長，他們依此規劃了未來的數十年，卻沒想到市中心人口竟減少了一半。這是由於六零年代後崛起的郊區廉價住房，帶動了城郊更廣泛的蔓延。但凡還有些錢的家庭都搬出去住了，那些被困於市區的，是已經窮得毫無騰挪之地的最底層的窮人。
然而至今有項疑問懸而未決，政府單位的過失，為何會令建築設計背負原罪？山崎實曾經因為Pruitt-lgoe而得過獎嗎？答案是否定的。Architecture Record只不過點評了Pruitt-lgoe相較其他案子不同的地方罷了。什麼案子？另一項山崎實真正獲獎的社會住宅案─ John Cochran garden apartment。當時那些批評的人，為什麼刻意將它們混淆在一起？因為這麼做有利於他們批評「現代主義建築」！
這些反對者可以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從來不提出解決方法的後現代主義者。對他們來說，Pruitt-lgoe的倒塌完全是藉批評以成聲明的契機，看看Charles Jencks！另一個是環境心理學者，他們的行為與實證主義，認為西方中產主義的高層住宅與擁有族群差異的貧窮階級毫不相容。因為他們無法像白人中產階級般「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只要他們住在高層 ─ 特別是黑人，便會產生問題。
他們毫不將政策與經費緊縮的問題，放到事件的脈絡中，只是不斷將罪狀加諸給建築師。這齣怪罪現代主義的聲浪，包含了在1976年出版拼貼城市(Collage City)的後現代主義者Colin Rowe與Fred Koetter，他們毫無考究，便將Pruitt-lgoe的失敗連結上CIAM對於社會改革的企圖，說現代主義是項災難。他們根本沒有回到現實中看問題，只是在圖學的內部自組一套邏輯。
一年之後，Charles Jencks追隨這股先射箭在畫靶的「思潮」，出版了後現代建築語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在此書的開篇自介中，Charles Jencks再次、毫無創意的述及山崎實如何援引CIAM的幻夢，對都市帶來不可挽回的創痛，這一切都是「設計」的錯。隨後這股以Pruitt-lgoe為象徵，抬高作者知名度與見識的書籍層出不窮，但從沒人真正關心Pruitt-lgoe為何而錯。
事實上，建築師在保守黨政府的強力監督下，根本無權控制建築物的配置密度、消防電機的設施數量，以及選擇高層建築以外的方案。早在1952年，Pruitt-lgoe的圖紙公佈後，山崎實便遇上猛烈的批評。激進的住屋改革者Catherine Bauer，作了一篇社論發表在住房雜誌上，質疑前者為何採用高樓層方案，而不採取有益於居民的低樓層配置？山崎實直截了當的說：這毫無辦法！
在他的回應中,，已佐證Pruitt-lgoe並非後人揣測，是建築師帶有濃厚烏托邦理想，試圖貢獻社會、改良社會的作品。山崎實能做得非常有限，他僅僅是根據業主的指示，消極的配合政策，根本無法容下絲毫創意。換言之，那些後現代主義者所抨擊的「創意」，只不過是市政府定性定量要求下的結果，更何況山崎實本身就不是一位社會改革者。
Pruitt-lgoe作為山崎實團隊的第一項作品，在創業艱難的情況下，他承認沒有什麼本錢不遵循戰後強勢政府的決策。雖然在設計之初，他曾試圖保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嘗試，也建議修正高樓層的住居方式，但很快就放棄了。Pruitt-lgoe從一開始便被拒絕容納CIAM強調的諸多理想，它被強稱為現代主義之作，事實連「現代主義」都沒條件辦到。它與1952年在法國落成的馬賽公寓不同，受急於從被恥辱形象中復甦的民族國家支持，科比意的處境比山崎實有善多了。
那麼批評者最後都在批評什麼呢？除去後現代主義者與環境心理學者，其餘的人最終都不是在批評建築設計，而是在批評山崎實的政治立場，一個消極的人。在Pruitt-lgoe於1972年被炸成一片瓦礫後，這些議論從未斷絕，無論我們稱呼這整起事件叫Pruitt-lgoe神話還是Pruitt-lgoe迷思，已無法否認它令輿論聚焦在建築界。建築成為問題，也同時成為解藥，提升了建築專業的權威！(事實上，它既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也不是萬能的解藥)
最後，所有參與這些建築設計、建造、評論的人都受益了，唯一缺席的，是那些真正住在裡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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