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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uitt-lgoe myth〉─ Katharine G. Bristol

本文摘譯自:America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 Contemporary Reader. 2004

 

1977年Charles Jencks宣誓五年前被炸毀的Pruitt-lgoe社會住宅群為「現代主義之死」,強調他執迷不悟的高層設計與現代主義樣式,到頭來戳破了現代主義者的烏托邦幻夢。但這是一個非常強大的迷信與神話!包含了操弄日裔建築師山崎實(MinoruYamazaki)因設計Pruitt-lgoe獲獎,且眾人為此額手稱慶的謊言。

 

回到歷史,1954年Pruitt-lgoe於聖路易斯市落成,巧逢韓戰爆發,與市郊房地產氾濫,導致大量中產階級白人外移的甜甜圈時期。那些原本緊鄰金融中心的中級住房帶,在人員搬離後迎來了新住民 ─ 以黑人為首的弱勢群體。他們依賴市中心的資源而活,收集、儲存與販賣那些白領留下或傾倒的玩意。簇擁著金融中心的華麗圍裙,變成人見人厭的貧民窟。

 

市政府雖眼見中產階級持續外移,造成內城空虛、稅收減少,卻不對既有產業或基礎建設進行改善,而是在房地產上動腦筋。為防止貧民窟持續擴大,導致房價下跌,市政府成立公共住宅部門(P.H.A),負責貧民窟的拆除與安置事宜。並將空的土地重劃,賣予建設公司,藉此賺取資金,並期望白人社區復返。

 

由於五零年代聖路易斯市的族群分佈是白人在南、黑人在北,市政府決議將社會住宅總計5,800個單元,集中設置在城北,以避免黑人擴散至房價較高的城南。於住宅競圖中獲選的山崎實(MinoruYamazaki)負責設計其中的2,700個單元,預計安置15,000人 ─ 即十一層樓高的Pruitt-lg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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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在Pruitt-lgoe落成兩年後,Architecture Record雜誌特別報導了它獨特的兩項設計,分別是隔層電梯(skip-stop elevators)與隔層公共梯廊(glazed internal galleries),在建築師的原初論述中,這兩項設計能夠促進社會住宅的鄰里關係。但在財政緊縮與背景下,市政府實際撥給P.H.A的經費相當少,又受迫於執政的保守黨急於清空市區。社會住宅的建設經費不斷遭到縮減,並被要求提高密度以塞入更多的住戶,好保留土地給私人地主與地產公司。

 

市政府妄想以最小面積解決居住需求的方針,令Pruitt-lgoe的設施負荷超出了規劃預期。這不僅使每住戶單元的室內面積變小、隔間變多,建築材料與施工品質更顯廉價粗糙。建築師於此作用有限,在盡力保證供水、供熱與供電需求後,其他部份已與他當初的設計有太多不同。而後P.H.A的管理單位不斷接到住戶的抱怨,包括新裝的門把一下就壞、隔音效果太差、水管破裂,垃圾焚化爐故障等問題。

 

由於建設費用對建設公司有利,市政府僅保證此筆款項,卻毫不支援P.H.A對建築的維護管理作業,使得所有費用必須由租戶承擔。在居住品質不良、工作短缺、住戶貧窮,與市政府急於回收資金抬高租金的壓力下,1957年的的住房率不斷下滑,情況持續惡化。同時,接受安置的居民也受到殘酷的對待,有條規定是:若住戶接納了成年男性共同居住,就不得申請租金補貼。它使得一些父親只能獨身生活在外頭,並且與妻小相聚時,時刻躲避政府的稽查人員。那些與這些諸多因素,使犯罪蔓延開來。

 

除了政策與維護不善外,Pruitt-lgoe也是無能預見的受災者。五零年代初期的聖路易斯都市規劃預想人口將不斷成長,他們依此規劃了未來的數十年,卻沒想到市中心人口竟減少了一半。這是由於六零年代後崛起的郊區廉價住房,帶動了城郊更廣泛的蔓延。但凡還有些錢的家庭都搬出去住了,那些被困於市區的,是已經窮得毫無騰挪之地的最底層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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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今有項疑問懸而未決,政府單位的過失,為何會令建築設計背負原罪?山崎實曾經因為Pruitt-lgoe而得過獎嗎?答案是否定的。Architecture Record只不過點評了Pruitt-lgoe相較其他案子不同的地方罷了。什麼案子?另一項山崎實真正獲獎的社會住宅案─ John Cochran garden apartment。當時那些批評的人,為什麼刻意將它們混淆在一起?因為這麼做有利於他們批評「現代主義建築」!

 

這些反對者可以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從來不提出解決方法的後現代主義者。對他們來說,Pruitt-lgoe的倒塌完全是藉批評以成聲明的契機,看看Charles Jencks!另一個是環境心理學者,他們的行為與實證主義,認為西方中產主義的高層住宅與擁有族群差異的貧窮階級毫不相容。因為他們無法像白人中產階級般「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只要他們住在高層 ─ 特別是黑人,便會產生問題。

 

他們毫不將政策與經費緊縮的問題,放到事件的脈絡中,只是不斷將罪狀加諸給建築師。這齣怪罪現代主義的聲浪,包含了在1976年出版拼貼城市(Collage City)的後現代主義者Colin Rowe與Fred Koetter,他們毫無考究,便將Pruitt-lgoe的失敗連結上CIAM對於社會改革的企圖,說現代主義是項災難。他們根本沒有回到現實中看問題,只是在圖學的內部自組一套邏輯。

 

一年之後,Charles Jencks追隨這股先射箭在畫靶的「思潮」,出版了後現代建築語言(The language of postmodern architecture)。在此書的開篇自介中,Charles Jencks再次、毫無創意的述及山崎實如何援引CIAM的幻夢,對都市帶來不可挽回的創痛,這一切都是「設計」的錯。隨後這股以Pruitt-lgoe為象徵,抬高作者知名度與見識的書籍層出不窮,但從沒人真正關心Pruitt-lgoe為何而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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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建築師在保守黨政府的強力監督下,根本無權控制建築物的配置密度、消防電機的設施數量,以及選擇高層建築以外的方案。早在1952年,Pruitt-lgoe的圖紙公佈後,山崎實便遇上猛烈的批評。激進的住屋改革者Catherine Bauer,作了一篇社論發表在住房雜誌上,質疑前者為何採用高樓層方案,而不採取有益於居民的低樓層配置?山崎實直截了當的說:這毫無辦法!

 

在他的回應中,,已佐證Pruitt-lgoe並非後人揣測,是建築師帶有濃厚烏托邦理想,試圖貢獻社會、改良社會的作品。山崎實能做得非常有限,他僅僅是根據業主的指示,消極的配合政策,根本無法容下絲毫創意。換言之,那些後現代主義者所抨擊的「創意」,只不過是市政府定性定量要求下的結果,更何況山崎實本身就不是一位社會改革者。

 

Pruitt-lgoe作為山崎實團隊的第一項作品,在創業艱難的情況下,他承認沒有什麼本錢不遵循戰後強勢政府的決策。雖然在設計之初,他曾試圖保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嘗試,也建議修正高樓層的住居方式,但很快就放棄了。Pruitt-lgoe從一開始便被拒絕容納CIAM強調的諸多理想,它被強稱為現代主義之作,事實連「現代主義」都沒條件辦到。它與1952年在法國落成的馬賽公寓不同,受急於從被恥辱形象中復甦的民族國家支持,科比意的處境比山崎實有善多了。

 

那麼批評者最後都在批評什麼呢?除去後現代主義者與環境心理學者,其餘的人最終都不是在批評建築設計,而是在批評山崎實的政治立場,一個消極的人。在Pruitt-lgoe於1972年被炸成一片瓦礫後,這些議論從未斷絕,無論我們稱呼這整起事件叫Pruitt-lgoe神話還是Pruitt-lgoe迷思,已無法否認它令輿論聚焦在建築界。建築成為問題,也同時成為解藥,提升了建築專業的權威!(事實上,它既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也不是萬能的解藥)

 

最後,所有參與這些建築設計、建造、評論的人都受益了,唯一缺席的,是那些真正住在裡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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