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許多人將意識型態簡單視作個人的主觀觀念，但事實上，意識型態在學術界是關切物質結構的自主動力與人類能動性之相互關係的嚴肅討論，是圍繞著「真／假」與「意識／現實」課題的爭辯。它的目的是探詢意識型態到底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反映，還是具有影響真實世界能力的某種顛倒，而為了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狹隘解釋。在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中，馬克思(Karl Marx)認為意識型態即是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一種騙人的表象。在馬克思的解釋下，由於意識型態與現實不吻合，僅僅是一種存在於人類意識中的虛假觀念，因此會遮蔽人類對真實社會關係或現象的認知。它可以用來掩蓋不合理的勞資關係，使工人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被剝削處境，甚至使他們反過頭來支持剝削自己的資本家，維持既有的「控制─服從」關係。所以意識型態的社會學研究，就擺在這種觀念是怎麼被生產出來？是否真的具有某種作用？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而誰受益誰受害？在馬克思早期的狹隘解釋之後，意識型態的研究內涵又經歷數次調整，愈來愈多人反思意識型態是否真如馬克思所言般全是虛假的，而不包含或等同於部份的真實；換句話說，開始有人認為意識與真實事實上難以一分為二。不過，由於意識型態的研究者多半是同情受壓迫階級的左派份子，因此討論重心仍不偏離社會表象是如何掩蓋、扭曲與蒙蔽受壓迫者的現實處境。
關於意識與真實是否難以一分為二的討論，近年來頗負盛名的後結構馬克思主義大師齊澤克(Slavoj Žižek)，便質疑繼承自傳統左派一脈的意識型態解釋，例如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在1960、1970年代的定義：「意識型態是個人與其真實存在條件之想像關係的再現」，仍過度沉浸在早期歐陸哲學對主客體分離關係的辯論，因此沒有察覺到二十世紀中期的歐美國家，早已是充滿符號的象徵世界與消費世界，一切事實在某種意義上早已是建構與虛構的，意識型態分析從而無關「真／假」或「意識／現實」。由於齊澤克反向指出當代社會早已是充滿符號的象徵世界，傳統左派認為「真實都是虛構」的嚴肅批判，因此在前者眼中倒反為「虛構就是真實」：硬梆梆的物質現實早就不存在，表象、符號、虛構與論述才是當代的真實。然而，齊澤克認為我們無從把握的虛構事物，儘管正亮晃晃地在世界上行走，但這種虛構仍在真實社會中，產生或作用出一種具連貫性的秩序效果。這種秩序效果使我們在無意識中，選擇迴避或忽視社會中的各種矛盾、敵對、裂縫，以及秩序的不存在。齊澤克這套結合馬克思理論與拉岡精神分析的激進取徑，由於太快將虛構視為真實社會本身（意識型態成為社會存在的一部份），因而飽受傳統左派批評。傳統左派認為齊澤克錯誤地將政治經濟學原有的嚴肅宏旨與分析方式拉進幻象之中，不僅否定了社會解放，突破剝削性社會關係的可能，還在理論上倒退到馬克思所批評的康德、黑格爾唯心論，因此沒有立場說自己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不過，齊澤克叛教與否並非本文重點，但作為一種理論參照，讀者可以時時放在心上，藉此檢視意識型態的傳統說法及其不離宗旨的各種延伸概念。回到本文主旨，意識型態除了馬克思早期較粗略的虛假意識解釋之外，早期另一種較知名的論點則主張「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主導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例如當代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是資產階級，因此主導的意識型態就是資產階級的觀念。這種論點雖然仍圍繞在觀念本身，但比早期的虛假意識更具體，因為它把觀念和由人類具體組成的階級存在放在一起討論，而不僅止於討論人類觀念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這類較傳統或較獨立於社會變遷的形而上主客體辯論。然而這種論點卻帶來另一項尷尬的疑問，那就是：如果我們說某A觀念是假的，那它對誰而言是假的？例如，我們假設A觀念對被統治階級而言是假的，是因為A觀念是統治階級的觀念，而不是被統治階級具主體性的觀念。因此被統治階級容易因A觀念而錯誤地描述自己的生存處境，所以這個論點為真。但是，如果我們換過頭來，問這個A觀念對統治階級而言是真的還是假的時，又該如何辨別呢？
面對「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主導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這個論點，馬克思與恩格斯很快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進行延伸與擴充，並鑄就一個更強大的主張，至今影響深遠：「不是人的觀念決定人的存在，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觀念(social being determines consciousness)」。因此當「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主導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這項論點，碰上「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觀念」後，統治階級觀念為何的討論便跳脫了傳統的唯心論，進入具體的社會分析上，也就是人到底是如何討生活、如何從事生產、如何操作各種政治經濟活動，以使自己的環境適宜存活。由於這些要素在馬克思主義者眼中是客觀且可經檢驗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了人的思想觀念，所以，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統治階級統治他人的這個社會真實場域所構成的，因此唯心論式的「真／假」觀念爭辯就不夠用了。然而，這個時候又延伸出一項新疑問，亦及：一旦我們確認統治階級有著從統治他人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觀念，而被統治階級也有著在被統治過程中所產生的觀念時，為什麼我們還能說「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主導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呢？
對此，「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這個概念多少能提供一些啟發。「雙重意識」是美國黑人社會學、民權運動與文學作家杜波伊斯(Edward Burghardt)提出的概念。它主要闡述二十世紀初受壓迫的美國黑奴，身上除了擁有基於受壓迫歷史所產生的美國黑人意識型態外，還同時體現了因為生活在強勢白人所建構的社會環境，而散發出的白人社會主流觀念。黑奴因此弔詭的在族裔內部複製了白人施壓在他們身上的壓迫關係，並伴生著許多族裔認同問題。例如黑人開始追求、模仿強勢白人的生活儀禮、處事原則，並同時唾棄自己收壓迫而無法翻身的黑人同胞。杜波伊斯雖對此感到遺憾，但他仍認為這種「雙重意識」使美國黑人比美國白人更能對他者感同身受，周全地思考複雜的社會構成，因此主張美國應追求黑奴的解放，讓這些進步因子進入主流社會，在漫長多變的歷史時勢中帶領社會進步。如果我們試著將杜波伊斯關切黑人族裔認同的「雙重意識」概念，代換到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關注的階級問題與社會分析，便能體現出意識型態其實包含著兩種實際上並不完全相等的層次：反映與作用。而這正是馬克思本人分別提及，卻沒有下定論的地方；他來不及處理這些問題就去世了。
現在我們來概述這兩種層次。第一個層次從「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出發，強調意識型態只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例如統治階級的社會存在決定了統治階級的意識型態。第二個層次則立基於第一個層次，並銜接「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主導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這項論點，強調意識型態具有「作用」。也就是瀰漫於特定歷史時期的統治階級觀念，如何扭曲或顛倒了被統治階級基於其社會存在所產生的觀念，以至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複雜地體現在被統治階級身上，使其認為既有的社會關係是不證自明的。因此至少就馬克思而言，意識型態在經過早期較粗略的虛假意識解釋後，便包含著以上兩種可經由科學方法探討的面向，而這正是馬克思主張自己是唯物科學社會主義者，而非唯心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原因之一。儘管波普(Raimund Popper)等學者，認為科學社會主義在哲學上無法證偽，仍然是一種非科學，但本文必須再三強調，如果我們不聚焦在抽象的形而上學，社會存在本身是經得起分析的。因此，以上內容除了提醒讀者意識型態概念不僅止於虛假意識外，更欲表明意識型態並非用來貼人標籤的庸俗詞語，而相反的是一種嚴肅的社會分析範疇。時下最糟糕的態勢，莫過於太多人把意識型態窄化為純粹的觀念，妄自批評對方的所作所為都是「意識形態指證」──說對方只會用錯誤但自己執迷不悟的觀念來指證。但這種指控一點用處也沒有，只會暴露指控者腦海的蒼白與智性上的膽怯。
「反映」與「作用」雖然都屬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範疇，但由於後者在階級問題上更顯卓著，因此大部分的學者都藉此延伸，思索「作用」下的扭曲與顛倒能否定義為「假」？以及意識型態「如何」具體在人們身上起到顛倒與扭曲的作用？儘管我們現在有許多方法來研究這項題旨，但在二十世紀初的西方學術界，相關理論與研究取徑仍乏善可陳，直到盧卡奇(Lukács György)於1923年出版《歷史與階級意識》後，意識型態的社會分析才又稍稍前進一步。盧卡奇對意識型態分析的獨到之處，除了立基於馬克思《資本論》有關商品拜物教的詮釋，還進一步揉合韋伯(Max Weber)有關理性化、官僚分析，以及對目的理性的批判，發展出「物化」(Thingification)的概念，藉以闡述意識型態的作用途徑。令人驚訝的是，盧卡奇提出的「物化」概念和1932年才由馬克思後人整理出版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異化」(Entfremdung)概念非常相似，基本上都在指資本主義下的個人如何和自己所生產的產品、和自己理想中的生存狀況產生疏隔，因此無法成為完人的狀態。盧卡奇能在《手稿》面世之前，就擁有幾乎與青年馬克思一致的視野，足見其敏銳的洞察力，而為了闡述意識型態的作用途徑，盧卡奇特別定義「物化」下的人為片段化的人。盧卡奇認為這麼做，除了能夠更好地解釋被統治階級為何甘願受統治階級統治，還可以扣連傳統左派至今仍視為學術與實踐道德準則的整體性(totality)概念。
對傳統左派而言，整體性所牽涉的認識論立場，是要盡可能穿越令人眼花撩亂的資產階級社會階段表象，科學地分析社會因果與潛在結構，藉此啟蒙、組織、動員被統治階級，使後者能從普遍的片段化狀態中覺醒，起而抗爭以邁向所有人皆可成為完人的社會主義世界，因此傳統左派才會說「人在所繼承的『歷史』中創造歷史」。對此，盧卡奇針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做了一些翻轉，以擺脫意識形態分析單方面陷於如何「作用」，卻無法解釋如何創造歷史的窠臼。首先，盧卡奇主張意識型態必須以整體性的「階級意識」來理解，它是鬥爭的培力過程與結果。因此，意識型態分析並不聚焦於個人主觀的行為或自由意志，而是探討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下如何整體地被轉化為商品，因而具有某種顯著的對象性或客體性。接著，儘管無產階級身上的對象性是一種虛假意識，使無產階級成為資本主義下被蒙蔽的客體，但因為馬克思唯物歷史邏輯證明了「無產階級是歷史的能動者」，盧卡奇因而認為無產階級潛在地具有形塑世界的終極力量，因此又是主體。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則因其固守既得利益而對更完善的社會狀況毫無興趣，並視現有的資產階級社會階段為永恆的客觀定律，因此不具有突破既有社會階段的力量。資產階級不僅被自身的意識型態蒙蔽，且縱使他們之間聯盟起來壓制無產階級，也會因其個別壟斷利潤的企圖而削弱彼此的力量。最後，盧卡奇認為當無產階級普遍意識到片段化的生存狀態是如何冷酷無情與孤立無援時，便會震懾地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翻轉使自己淪為客體的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成為新的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的主體。
在盧卡奇的視角下，無產階級具運動性、鬥爭性的意識型態因此顯得是「真」的，而資產階級僵化的意識型態才是「假」的。無產階級正是因為片段化的社會存在，才擁有掌握整體性的能力，能夠主動承擔歷史轉變的責任；相反的，資產階級則因其社會存在而無法突破其觀念的有限性。無產階級片段化的嚴酷處境，以及壟罩在他們身上的資產階級主流觀念，於是在唯物歷史邏輯下成為命定的過程，是必要的歷史繼承。前文所述的杜波伊斯「雙重意識」，正好能類比盧卡奇對無產階級意識的詮釋，也就是美國黑人因為同時擁有兩種社會存在視野，所以能更好地帶領社會前進。只是盧卡奇不滿足於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而傾向於將人們從非完人成為完人的過程，說成是一種黑格爾式的正反合螺旋辯證，無產階級意識因此一種世界精神(weltgeist)般的決定性存在。不過，盧卡奇的解釋因其最後淪為黑格爾式的唯心辯證而顯得相當神秘。盧卡奇雖然想立基於唯物歷史邏輯的宏觀敘述，替傳統左派尋找理論出路，卻因遲遲沒有說明「物化」下的無產階級，到底如何在心智上覺醒，而外部條件又是如何搭配，替無產階級埋下反身性的種子，因此顯得有點套套邏輯──「無產階級的意識能掌握全貌，因此是歷史的能動者」與「無產階級是歷史的行動者，因此意識能夠掌握全貌」兩造論證互相循環，因此顯得什麼也沒說。這正是習慣形而上思辨，而不切入具體經驗研究的哲學思想家的侷限。不過，盧卡奇貴為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之父，其可取處仍在於他的理論，至少區別於當時的蘇聯史達林主義與言必稱經濟下層結構的教條馬克思主義，開始進一步深入上層建築，探討無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心理與文化狀況，並強調科學地掌握整體性(totality)的必要。
然而在當代蔚為主流的後結構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眼裡，盧卡奇等傳統左派強調的整體性概念早已被視為老舊學術社群偶然殘存的一種幻覺。因為在後結構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眼裡，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著可供掌握的真實、整體或全貌，有的只是往復交織、破碎不全的符號和權力關係而已。不過，儘管既有的學術和實踐領域被後起之秀批評得體無完膚，傳統左派還是認為，即使我們在當下的全球資本主義世界中，愈來愈難進行透徹的社會分析，再一次提出具感染力的宏大敘述以含納社會的複雜現象，仍不可以放棄整體性這個指向遠程目標的總體概念。這點無論是英國文學理論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辛巴威哲學家艾力克斯．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皆是如此，甚至包括被許多臺灣學者誤解為後現代主義學者的美國文藝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及基進地理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這個誤解往往發生在非社會科學本行，但在執業操演或論述主張上有概念援引需求的類人文科目身上，像是文創設計、文學藝術、建築與都市規劃等相關領域。儘管詹明信與大衛‧哈維各別出版了《後現代主義：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與《後現代狀況：對文化變遷緣起的探究》，但他們的核心論證都是在「批判」後現代主義，並重申傳統左派整體社會分析視野的重要性。例如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一書中所感嘆的，是作為多元風格的後現代主義文化，已經失去了一種歷史深度和批判距離，因此無法掌握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的全貌。所以他認為文化工作者與前衛的藝術家們，必須擔負或發揮一種具教導意味之認知繪圖效果的美學政治，以呈現或揭露我們如今已經愈來愈難追蹤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面貌，就像畫地圖(mapping)一樣。
但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者否認這種認知繪圖的可能性。例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等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者，就認為傳統左派畫出全貌地圖的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如果我們想一五一十地畫出事物的全貌，就只會耗盡系統的所有資源，走向社會自我崩潰一途，因此人類絕對無法掌握整體性。然而這種指控有著打稻草人的嫌疑，因為傳統左派從沒來有說要畫出與現實世界一模一樣的地圖，因為那樣等同於複製一顆地球。傳統左派相信的是，我們仍可以像普通人繪製實用地圖一般，依據分析意圖簡化相關資訊，並著重呈現時勢的主軸，使我們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可能發起抗爭的策略。因此所謂的繪圖，是企圖將絕大多數潛藏調理的亂象，還原成某種可供啟蒙深思的秩序，成為政策或階級戰略戰術運用的指引，而非默認世界的多元性與複雜權力關係卻不動於衷。以上差異便是近四十年間激進學術界的主要爭辯，它關切人類到底是要像傳統左派一般，試圖通過整體性去追尋一個達到更美好社會生活的途徑，還是如後結構主義哲學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言般，認為一切現實只是赤裸裸的權力戰爭。對傅柯而言，諸如傳統左派這般強調二元性、連貫性、邏輯性、一致性的對象，都是必將被社會打倒的存在。因為人類從過去到未來，所做的都只是在衝突中辨識權力來源與施展方式，以達到各自利益團體的自由，所以社會菁英要做的，便是盡全力呈現權力關係中的多元差異，以呈現歷史中循環不止的權力與抵抗真相。傅柯的觀點在傳統左派眼裡無吝是悲觀的，徒留的是自利的個體主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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