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place）概念非常吸引人，人們不斷挪用並賦予它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使其深深浸潤於日常生活的互動中，然而與此相較，嚴謹的學術界又是怎樣談論地方？它經歷過什麼樣的爭辯，終究使學術界意識到地方是一個意義不斷角逐且內蘊張力的過程？本文揉合了過去的上課筆記以及個人觀點，試圖以不過於嚴謹的形式來梳理地方概念，以廓繪它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趨勢，並留下可供反思的基礎，使我們能不時拉開距離，從更宏觀的方式來看待社會中雜亂與有序並陳的人事時地物。首先，我們可以約略地說，具現代意涵的地方概念出現在十八世紀興起的產業地理學，為了服務民族國家的殖民與工業擴張，產業地理學長期將「地方」視作一區域範圍內之人口產物、氣候地貌等直觀特徵的靜態描繪工具。然而產業地理學的分析效力在二十世紀以降的全球資本流動和地緣政治轉變中愈來愈捉襟見肘，一地的社會事件無不快速驅動著另一時刻、另一位置的地理變化，產業地理學因此不得不調整既有的靜態觀點，將各地方事件的交互作用進一步整合到既有的描繪框架中，雙向交織的動態視角逐漸取代單向演進的靜態視角。由此，地方凝聚出了三種最核心且立場各異的指稱，它們分別是指代一地理區位的「位置」、一個社會互動發生的「場所」，以及一種被特定社會群體肯認的「意義（或價值）」。
關注「位置」的區域地理學較為單純，他們繼承產業地理學的實證主義空間科學觀，將精力放在空間（space）與位置（location）關係的探討，視「場所」為其科學研究之事件發生點的癥結位置與圈限工具集；換句話說，不論A位置和B位置間有多少獨特差別，也只是多重位置具整合性的突出體現，地方因此是某種科學普遍法則的空間化。另一方面，與區域地理學相對的是強調「場所」及「意義」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無論它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設想的「在世存有」，還是梅洛龐帝（Maurice Merleau-Ponty）、巴謝拉（Gaston Bachelard），以及段義孚（Yi-Fu Tuan）所談的現象學，地方總被視為人類經驗、人類生活世界的全部。人文主義地理學通過肯認人人皆有「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哲學觀點，試圖掌握人類對於一個地方的情感依附和意義賦予，而時至今日，這通常稱作是地方感或場所精神。人文主義地理學強調意向性的目的，在於它想超越傳統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分觀點。如果實證主義的一邊是能知能感的主體，而另一邊是作為客觀感知對象的客體，那麼人文主義地理學則是想把兩者整併在一起，而他們認為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去辨認個體意向性所指涉的對象。由於人文主義地理學認為人類意識（consciousness）並非一種抽象、自由漂浮的心靈能力，而是無時不刻指向某個外在的、用以相互建構的物，因此意向性合二為一的作用能通過某物辨認出來。
意向性因此分為兩種，一種是人們有自覺、主動投射或連結之具體的物，另一種則是人們往往沒有自覺，卻含納了人們有所自覺，且採不固定點存在之物的「地方」。海德格認為通過這兩種意向性的檢視，人類能達到在世存有所強調的「棲居」狀態，亦及人與世界交融暨本質性的揭露。然而意向性一直是種模糊的哲學概念，人與物相互建構具有本質性這點無不在邏輯上充滿吊詭，因為一旦它是本質的，就等同於消滅了特定地方的重要性。但人文地理學並不在意這一點，因為其背後涉及到西方學者就基督教義對個體生命史之內在聯繫的討論；例如聖保羅在聖經哥多林前書第三章所說：「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即是這種內在聯繫的代表。它表示，即使我們因現實世界的建築毀滅而無家可歸，但因神仍居住在我們心中，所以無處不棲居；簡言之，上帝就是世界的本質，意向性即是信仰；我們之所以是本質的一部分，是因為我們與物同是上帝的創造。顯然，外人很難理解和同意這種觀點能作為社會分析的工具，所以我們不妨降低幾個層次，僅在運用上接受梅洛龐帝和巴謝拉的論點。無論這兩位學者特別在意的是空間中的身體，還是身體所寓居的小空間，基本上「地方」都可以簡化為我們通常理解的地方脈絡，而將某物放到地方脈絡中，考察其中人、物、情感、意義的種種互動，便是剖析人類如何達到在世存有的途徑。總而言之，人文主義地理學這一支如果由基督教徒來研讀，會比較能理解其中的意涵，筆者對此認識有限，在社會分析層面上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
相較人文主義地理學對傳統基督信仰之人神境況所抱持的熱情，作為上帝退位後的啟蒙之子，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則是人類的社會存在。因此地方在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中，不過是資本積累邏輯下相互連結、相互依賴的一環。由於地方無法孤立看待，它因此可以是一個地理區位的「位置」、一個社會互動發生的「場所」，乃至於被特定社會群體肯認的「意義」。研究者從何種角度切入地方概念都可以，一切端視這三種指稱所針對之特定地理現象的解釋效力高低。例如研究新加坡灣區的地方意涵無論是從地緣位置、東南亞各民族的互動場所，還是商業菁英進步主義的彰顯都可以，但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最後會將新加坡放置於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迴路下，檢視它如何使新加坡的部分人受益、部分的人受害。簡言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認為最重要的是揭露超乎「位置」、「場所」及「意義」三者的結構性資本邏輯，如何系統性地塑造了地方差異，賦予它們特定的政治經濟功能。女性主義地理學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類似，同樣認為地方的三種核心指稱沒有誰高誰低，但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焦點終究是「性別」。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研究貢獻，在於指出地方不僅是性別化的，性別也是地方化的。例如早期遠東因其神秘性而被西歐女性化，而遠東女性又因此特別被想像成一種溫順臣服的地方性格與肢體類型，從而掩蓋了真實存在的各種地理和個體差異。總而言之，性別是在空間中構成的。
然而在各門各派中，特別想突顯被掩蓋之「差異」的則是後現代地理學。它們表面上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一樣，認為地方由各種力量「建構」，但在根本上卻與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有著對立性的不同。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儘管認為地方是建構的，但主張其中主導性的建構力量是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所以用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主導性的建構即是「生產」，地方被資本主義普遍之力所穿透。後現代地理學則認為不存在什麼普遍性或主導性的力量在穿透地方，地方的含義一直以來都是碎裂、多元、不完整且持續變化的，所以研究者應從符號再現、論述分析等方面來更好地突顯各地方的差異，因此聚焦在地方的「場所」與「意義」，拒絕地方被單一敘述所遮蔽。由此，後現代地理學進一步將地方放在知識論的層次上討論，逐漸成為一種譬喻和新的知識典範，稱作：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目的是挑戰自啟蒙運動以降的現代性知識典範。過去人們認為自己憑藉理性與科學就能掌握事物背後普遍性法則的觀點，在後現代地理學眼中是不切實際的，他們認為知識永遠是局部性的，只存在於特定的位置與情境當中。地方知識因此強調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的脈絡、存在的方式，不見得與其他地方、其他社會相通，且在這之上也沒有什麼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所以後現代地理學的地方特徵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對地方這個現象的重新概念化，另一個是將地方當作認識論的新典範，內蘊著地方與全球、局部和普遍的二元區分。
繼後現代地理學後興起的是新文化地理學。受到後現代主義及上世紀八零年代全球左派知識社群熱衷文化研究的影響，著重人地倫理與地景學圖像分析的英美傳統人文地理學（非人文主義地理學），開始承認研究對象與史料來源的脈絡性、暫時性、再現性與差異，視其所觀察的空間為多重文化再現和文化政治的對象與媒介。地方的「場所」及「意義」遂成為新文化地理學探索空間政治的新起點，目的是揭露圖景中潛藏的不平等與支配關係，進而探索內部有無抵抗和改變的可能。簡言之，新文化地理學認為社會群體的權力鬥爭正在其文化所再現的圖景層面上展開，它涉及各方勢力對意義建構領導權的競逐，以及地方主體認同作為支配或反支配的固權策略。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便是臺灣故宮南院從海島玉山到中原書法的建築形式爭戰，以及多年後園區開幕時由中共政協捐贈，被當作院區大樓核心造景的十二獸首仿製雕像；這些例子都是地方，也是「場所」及「意義」。至此，我們會發現新文化地理學與後現代地理學非常接近，因為它們都關注差異的揭露，而這往往是政治的。然而我們仍須區分其中的不同，因為新文化地理學實際上是個研究領域，而後現代主義是一種分析及價值取向，所以新文化地理學內部還可以有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等分析傾向。簡言之，我們不能把新文化地理學後現代地理學，而這也暴露新文化地理學的缺點，在於對再現動機與形式的討論往往須以其他學派的概念來補充，且對特定地方的關注、經驗的分析容易缺乏結構性的探討。
通過以上梳理，我們大致掌握了二十世紀以降，各門各派於地方概念上的不同著重之處。倘若我們整合性地檢閱其知識趨勢，會看到早期的地方概念幾乎被當作一種有著邊界，且具封閉、圈限作用之穩固的本質。人們只需要描繪其特徵以便利用即可。然而隨著時間演進，學術界逐漸強調地方的建構特質，強調地方的不穩定與差異性：局部地方有著對外在世界的連結，是網絡之中開放性的存在。顯然，地方在新一代的學者眼中既可以解釋成封閉的，也可解釋成開放的。由於地方的圈限與連結作用在現實的社會關係上交互並存，地方因此既是一局部性鑲嵌的所在，也是全局或全球流動中無法單一存在的節點。所以我們會在全球中找到在地，於在地中找到全球，地方和全球早已交會在一起。它們彼此存在著一種相互仲介、建構的關係，難以非黑即白地區分開來。因此我們可以很中性地說它們都是空間──只是基於研究對象與分析效力的考慮，我們可以採取不同的尺度來標注地方與全球彼此的區別。換句話說，尺度可以是外在的，利於接近研究對象的框架，例如根據經緯線來分類東亞、東南亞，或是以社會關係的內在區分所再現的模組來檢視其不同，例如銜接世界的大安區天龍國，與淡水河以西都是騎山豬的南部。儘管這樣的區別有利於分析，但仍然有許多學者堅持地方和空間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事物，亦及地方就是地方(place)，而空間與全球相等的非地方（non-place）。這種二分對立源於何處？又有什麼區分？至此我們要追朔比各地理學派特徵差異更早的歷史。
也許不太令人意外，地方與空間二分的其實最早出現在馬克思主義，或者更清楚地說，是出現在啟蒙運動到傳統馬克思主義這一支學術路徑裡。伴隨著地理大發現的成就、自由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的崛起，以及普遍主義科學觀的持續擴散，十七世紀開始接受啟蒙運動洗禮的歐洲人，在十八世紀後逐漸將「地方」連結上傳統的宗教、封建王權等保守反動勢力；並在另一方面，將利於商貿資本積累、社會地位提升的廣大海外新天地視為進步和自由的「空間」。這因此在空間和地方概念上產生兩種二元對比：第一種主要是上述基於價值立場的保守束縛與進步自由，另一種則是依據前述現象所產生的附著與移動觀點，亦及科學發展與資本流動下實現的交通和通訊革新。由於人們發覺要實現全球移動愈來愈簡單，地方因此附著的、不好騰挪的，空間則是水手遠帆及蒸汽火車急速劃過之處。馬克思與恩格斯很大程度繼承了這些觀點，他們基於實現社會主義世界的立場，視地方是保守依附、負面的，而空間是自由移動、正面的。畢竟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只有勞工運動不侷限在一時一地，而能夠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時候，才可能打倒資本主義，而不反被既得利益者分割、包圍、殲滅，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必須在思想上有更廣闊的空間向度來容納這些理論和實踐取向，而這也有助於人們在革命過程中有意識地利用、保存科學發展下的生產力。事實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如果無法在啟蒙運動和科學發展中受惠，也不可能通過周遊列國來累積資料，寫下《資本論》並組建政治聯盟。
接下來正好相反，如果上述歷史過程屬於啟蒙運動份子，那麼另一支就屬於著名的反啟蒙運動派──浪漫主義到海德格的人文主義。浪漫主義批評啟蒙運動用理性科學所勾勒的人類社會發展圖景，貶低了人的靈魂，壓抑了人類揮灑個性、表達情感、縱情想像的本質。因此浪漫主義份子明確主張地方是情感、具體且特殊的，空間則是理性、抽象、普遍且平庸的，所以他們呼籲人們必須正面肯定地方的價值，並斥責科學發展帶來的空間淺薄化。這裡為什麼有如此鮮明的差別？如果我們回到那個十七、十八世紀，會發現浪漫主義的思想家、藝術家與活動家，其祖上大部份是落魄的封建貴族。他們在資產階級興起的過程中，往往因土地經營不善而將產業賣給過去被視為草民的工商業家庭，並通過爵位的殘餘價值來與工商業家庭聯姻，藉此確保自己在上流社會中的生活方式及人脈網絡；工商業家庭也藉此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進入政治場域來追求參政權與財產權的自主。然而，新興資產階級在這些沒落貴族眼裡，仍然是沒有文化的暴發戶。沒落貴族於是將高雅文化衰落的怨懟，轉化成英雄氣質之美感經驗的追求，以及一種對無法實現之夢想的感傷情懷。沒落貴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深知資產階級崛起的社會不可能再回到完全的封建專制，所以寄情於藝術、詩歌來逃避社會關係的激烈轉變。總而言之，反啟蒙運動這一支對地方與空間的二元區分，來自啟蒙運動和地理大發現所激起之以封建貴族為主的勢力反撲。他們強調地方的正面性、生活價值與意義，背後實際上扣連貴族對傳統封建領地之上對下視角的懷舊，以及成員流離失所的激憤〈神職人員過去也是歐洲貴族的一種〉；而相應的空間則是控制、負面的，它實現了資產階級對封建社會的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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