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豆芽人

 
《建築人的義行？》

    上一節中，我們已經描述建築空間形式的主要特徵，現在則要進一步探討建築空間形式與建築功能的關係。兩千年前，羅馬建築家維特魯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論述建築時，曾舉出建築的三要素：「安全」、「實用」、「美觀」。此後各個歷史時期，儘管側重點時有不同，但誰都無法忽視功能在建築中所處的位置。到了近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建築運動應運而生，為了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又再一次強調功能對於建築型式的影響和作用。十九世紀末，美國建築師沙利文（Louis Henri Sullivan）提出「形式追隨機能」（Form follow function）的看法正是此觀點的一種集中表現。從那時起，儘管有人不時地指責、批評建築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片面性，甚至宣示重視建築功能的「現代建築已死」，但我們不可否認，「形式追隨機能」對近代建築實踐的深刻影響。
    畢竟機能做為人們建造建築的首要目的，理所當然地是構成建築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必然要左右建築的形式。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卻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尤其不能用簡單的方法來套用「形式追隨機能」的公式，從而機械地認為：有什麼樣的建築功能，就必然產生什麼樣的建築形式。我們應該看到建築的複雜性，否則無法解釋多樣的建築形式。例如當人們談到建築形式時，經常將它理解成空間、量體、輪廓、虛實、色彩、質地、裝飾等要素所綜合的複雜概念，它們有些和機能保持著緊密的聯繫，有些卻幾乎沒有聯繫；倘若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還會發現建築法規、結構技術、構造材料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建築形式。基於此一事實，我們若不加區別地說建築形式都由機能而來，便會落入偏頗的理解，所以「形式追隨機能」這句現代建築名言，存在著一定的片面性。
    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沙利文提出「形式追隨機能」的社會背景，來瞭解這句話的涵義。令許多人意外的是，最早提出「形式追隨機能」的人並不是沙利文，而是十九世紀初負責製作美國國會大廈華盛頓人像的雕塑家霍雷肖‧格里諾（Horatio Greenough）。因為當時的美國藝術界、城市規劃界，乃至政治界都以法國為基準，以致於同樣一段文字，要等到美國政經實力高速發展的半個世紀後才得已廣泛傳播。1896年，沙利文援引格里諾寫下了一篇名為《高層辦公大樓的藝術考量》（The Tall Office Building Artistically Considered）的論文，他在其中一句寫道：「….. form ever follows function. This is the law.」。這就是我們今日耳熟能詳的名言：「形式追隨機能」，沙利文還特別以「它是個法則」來強調這句話的尊崇地位。
       

    構思建築時，歷史是一個豐富的寶藏，對建築初學者更是如此。基狄恩(Sigfried Giedion)的建築史名著《空間、時間、建築》，以簡明輕快的歷史敘述，將建築形式的發展長河歸結為幾個空間形式特徵。這種嘗試雖然流於武斷及西方中心論，但不失為一種探訪建築形式發展的捷徑，也可避免落入諸如古羅馬、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等風格泥淖。基狄恩認為最初的空間形式存在於史前人類的穴居遺址，遺址內部雖然留下了大量人類祖先捕獵、起居、繪畫的證據，證明當時人們蓬勃的創造力，但還遠遠稱不上是建築。一千年後，史前人類開始懂得利用樹木搭建基本的棚架，可能是梁柱型或圓錐型，大多是撿拾長度與粗細相當的樹枝，勉強綑綁而成。然而這些棚架只是一時的棲身之所，人們並沒有特別嘗試穩固內外空間的區隔。
    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基狄恩認為人類歷史上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建築，例如古美索不達米亞人與古埃及人興建的神廟與金字塔。顯然，進入農耕社會的人類，為了某些儀式或統治目的，開始學習並鑽研如何建造穩固的空間。不過受限於物質條件與建造技術，人們只能暫時從建築外觀上的宏偉、深邃、對稱、雕塑感與紀念性出發，真正的內部空間還沒有出現。因為在保持建築穩固的條件下，人們幾乎沒有餘裕營造多變、適應特殊功能的內部空間，事實上，許多神廟與金字塔的內外部空間幾乎長得一樣。但至少，公元前兩千年的人類，已經開始發展內外部空間的形式區隔了。這段時間相當漫長，橫跨米諾斯、邁錫尼和古希臘，直到公元後一百年的古羅馬時代，人類才藉由「混凝土」與「券拱」的發明，徹底改變了建築的外觀、塑造了前所未有的內部空間，甚至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方式。
    可以說，空間形式特徵的世紀轉折，正因為古羅馬人的技術與結構成就才得以一錘定音。「羅馬萬神殿」作為建築史上重要的關鍵環節，被基狄恩認為是人類首次展示「室內空間」的時刻，但為什麼稱它是「室內空間」，而非「內部空間」呢？基狄恩並未多加說明，但或許我們可以這麼理解：那就是萬神殿不需要透過神殿外觀的形式表達，就能完整呈現自身的特徵了。這種觀點需要對比前一時期的空間形式特徵，即古埃及神廟內外部空間的一致性，才能顯示它的突破性與豐富性。概略而言，到了古羅馬時期，由於材料與施工技術的進展，人們得以擺脫建築結構的限制，個別塑造內外部空間的樣貌；至此，「室內空間」的涵義才浮現出來！人們不僅藉由券拱組成的穹頂來瞻仰天神，還能透過混凝土適度安排隔間，提升使用的便利性。我們雖然至今都不知道萬神殿的建築師是誰，但這種內部與外部空間明確分離的空間形式特徵，的確使「室內空間」步入了人類歷史。
            

 
Alexander Rodchenko 1891-1956
臺灣建築史研究的既有類型，首先是在線性歷史的敘述中，推演各族群建築空間形態的演變範本。進而在此基礎上，援引傳統藝術史觀點，劃分建築作品的風土與現代風格，結合人類學式考古，呈現營造者個體生命或文官體系集體的思辨歷程。此類研究成果，大部分聚焦在清領與日治時期的官式與公共建築，依據時代差別，分別考究作品的工匠派系與官僚建置的形制特色轉變。另一方面，風格標籤亦開啟了依據西方現代建築理論，分析與批評作品形式與思想內涵的作者論研究。這不僅連結了當時的社會情勢，關注中國傳統與中國現代的區分與辯論，亦在其所強調的國族國家建構與西方建築遺產的翹首盼望下，衍伸出對此主流歷史觀察的批判性回應。
批判的建築史論述於1980年代末期陸續發聲，提倡學界與執業界回顧臺灣的地域特質與主體性發展，從而嘗試破解、詮釋過去具有集體記憶效果的國族國家地景與本質化論述。同時以「現代性」的批評含義，重新挖掘戰後臺灣建築師、環境營造參與者、美援與宗教等組織的介入事蹟，檢視臺灣建成環境歷程中的各種因果力量。可以說，批判的建築史論述為主流建築史書寫，擴充了一種具社會意識的視野，呈現過去學界專精於藝術史與作者論研究時，一直隱而未顯的國族、資本及地緣政治的影響，並將受到論述排除的階級、族群和性別差異，重新納入建築史考察的主體。通過這道程序，建築的定位能在一種非僅僅圍繞作者思辯的論述與物質實踐中，逐漸拉扯、支撐起來，提供反思設計論述與主流建築史的養分。

片名：《O Arquitecto e a cidade velha》
1999~2003年，普立茲克獎得主、葡萄牙建築師Alvaro Siza受邀修復西非古蹟─Cidade Velha，以準備申請世界遺產。片中詳細介紹Siza和居民從蜜月期到衝突期的互動過程。Siza關注的是保存的「外在」問題，例如如何保護傳統工法與當地風貌；而居民則關注「內在」居住條件的改善，要求盡速動手改造，以取得修復收入，帶動地方觀光。
這兩者間的矛盾從開始就潛伏著。影片開始時，居民對Alvaro Siza充滿期待，希望他帶來新的變化與資金。而建築師卻希望延續當地建築和生活傳統，包括繼續使用茅草屋頂、狩獵耕種技術、販賣當地的工藝產品。與此相反，居民則嚮往現代生活，迫切的想擁抱外來事物，興建鋼筋混凝土住宅，安置車庫與冷氣機。

 
國際銀行發行貸款，除了依靠債權國的先進工業、服務技術與資金，更重要的是喝令債務國返還債務的「暴力」。簡言之，債權國的「軍事實力」保證了銀行的「信用」。美國能成為諸多國際銀行的首腦，就是利基於它無論如何，都能保證債務國毀滅，並以此詐利的實力。例如強制私有化、強制市場開放、強制債務國讓渡基礎設施經營權等手段。臺灣也是夾著尾巴，在美國軍事監督下，才將美援還清。反觀亞投行，中國有能力對「一帶一路」上，諸多信用貧乏的國家進行貸款回收嗎？

 
2014年12月14日，國立交通大學在文化大學推廣中心舉辦一場名為『思辨實在論：哲學、藝術與設計』的演講，邀請此領域的二名教授，介紹新式認識論立場與建築設計間的關係。我大致摘要演講的可能貢獻、問題與心得於內文中，供大家參考。

 
〈突倫，烏克巴，第三天體〉 波赫士
〈Tlon, Uqbar, Orbis Tertius〉 Jorge Luis B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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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R不動產』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房產仲介，它嘗試以新觀點與新媒體形式，發現、研究並介紹泡沫時代後，不動產與住民的日常關係。建築系畢業的馬場正尊、林厚見與吉里裕野，儘管有著不同的個性、經歷與價值觀，卻不遵從執業界的既定路線，而試圖另闢蹊徑，探詢──「建築」這件事物在當代日本的社會意義與傳達方式。
2003年，三人創立了『東京R不動產』網站，確立了跨足建築設計、不動產和媒體三個專業領域的營運機制。目前的主要負責人包含建築師事務所「Open A」的馬場正尊、不動產營運株式會社「SPACE」的林厚見和吉里裕野，以及出版暨網頁編輯事務所「Antenna 」的安田洋平。具體業務除了網站經營外，也涉及設計、不動產諮詢、不動產仲介及房屋翻修等方面。
由於體認到每個人對房屋有不同需求與執念，『東京R不動產』選擇在排山倒海、資訊單薄的房屋訊息中，發掘擁有獨特價值的二手房屋，並在網站上專文介紹。在滿足人們對房屋的奇思妙想時，對日本房屋的居住條件進行探索。換言之，嘗試透過市場蒐集大量使用者經驗，研究經濟受限的日本都會階層所需的住居型態。

 
許多建築史家認為，紐約市於1916、1961年，分別對應大都會裝飾主義風格與幕牆高層建築的建築法規修正，是開展全球城市地景重塑的大事件。不過，真正形塑亞太地區都市形象的關鍵，卻是1962年英屬香港因應人口擴張所實施的新建築法規，它創造了「裙房(居住、零售、辦公)+塔樓」的建築模式：容許三層樓高的零售裙房覆蓋整個基地，並於其上自由佈局塔樓。
1980年代，隨著「回歸」時限漸至，大量焦慮的中上層香港移民湧入英美加紐。李嘉誠循此商機，於1988年購入溫哥華福溪(False Creek)在1986年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濱水地區，大規模興建興建小戶型、一梯多戶的港式裙樓，以迎合港人的居住與物業癖好。李嘉誠的投資不僅非常成功，也使一種「溫哥華」風格被創造出來。
這種開發模式隨著大量港資的全球移動，漸漸影響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澳洲等太平洋沿岸地區，形成了目前我們熟知的商業+居住+辦公綜合體開發。2000年後，再被中國、南韓、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當作是一種西方現代性象徵，回殖自己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