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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饅頭都快數完了,行程表上一堆想讀的書、想進行的自主研究和寫作計畫都因本人怠惰疏懶而毫無履行的希望,所以乾脆趁著退伍前,腦袋還有點餘裕時再寫點東西來安慰一下自己的小小學術心靈,慰藉日後上崗絕對沒那個心力消磨這些東西的自己。總之,這一篇要來淺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繞不開的幾項「大哉問」,它們是一切人文社會科學問題意識和行動策略的核心,也是本役男在履行國民義務,智商直線下滑期間,少數因研究所指導教授噹了太多次,至今還沒過大腦記憶體保固期的東西。想想現在寫出來,以後有空還可以看一下,假裝自己有點學問就覺得人生沒那麼黯淡(咦?)。不過這裡要先打一劑預防針,因為這篇不是什麼嚴謹的學術研究,我也沒不想費力斟酌言詞,所以讀者看過去就可以了,具體的內容還是要自己翻閱相關書籍,努力天天向上這樣。首先,人文社會科學的第一項大哉問,便是這個或某個「概念」是什麼意思?由於人類無法脫離概念而活,因此概念是人類生活的最基礎問題。例如學者會問社會是什麼?空間是什麼?景觀是什麼?人是什麼?主體是什麼?認同是什麼?一般人可能會問工作是什麼?婚姻是什麼?升學是什麼8+9是什麼?宅宅是什麼?而為了要探討這些概念,人類就勢必得觀察或經驗上述概念所指涉的對象,也就是概念在具體社會現象上所展現的諸多可能性,以修正概念是什麼的既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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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啟蒙運動與反啟蒙運動的對比,地方與空間的正負面意涵顯得清楚許多,一支較肯定地方,另一支則較肯定空間,而這正是各理論爭議的焦點。但這裡必須提醒的是,這些二元區分會受到地方概念知識趨勢的影響與鬆動;本文前幾段便談到地方概念逐漸從本質觀發展到建構觀,以及從具有封閉邊界到邊界與開放共存的過程。舉一個例子。假設讀者採啟蒙主義者或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將地方想像成是附著、保守束縛的,那麼現在的新地方概念就有了很大的改變。例如地理學者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雖然傾向馬克思主義,但她在〈權力幾何學與進步的地方感〉中,卻認為地方不是附著的,而是被全球性的社會關係所穿透。地方的特殊性並非來自某種穩固本質或內在化的歷史,而是源自不同尺度力量的折衝,所以地方特殊性正不斷地再生產,因獨特的混合方式而持續產生不同的效果。在地的全球感受﹝a global sense of the local﹞與地方的全球感受﹝a global sense of the place﹞於是成為關注的焦點。換言之,地方和空間的移動特徵纏繞在一起,不見得沒有自由進步的價值。然而另外一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一書中,就認為傳統馬派的地方空間二元區分仍有其分析效力,不見得要把地方和空間混在一起談。畢竟現實情況是,如果人們沒有適當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政治,就不太會有普遍的政治,而且劃定界線、出入口、障礙或壁壘,一直是我們生活中無處不存在的特色。我們很難想像人們會放棄對一封閉地方的想像,就直接投入熱帶雨林的保護,人們基本上會先選擇保護自家旁邊的山坡地。所以哈維主張二元式概念因其辯證關係與潛在張力,有助於我們思考未來,所以沒必要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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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place)概念非常吸引人,人們不斷挪用並賦予它不同的意義與價值,使其深深浸潤於日常生活的互動中,然而與此相較,嚴謹的學術界又是怎樣談論地方?它經歷過什麼樣的爭辯,終究使學術界意識到地方是一個意義不斷角逐且內蘊張力的過程?本文揉合了過去的上課筆記以及個人觀點,試圖以不過於嚴謹的形式來梳理地方概念,以廓繪它在現代社會中的發展趨勢,並留下可供反思的基礎,使我們能不時拉開距離,從更宏觀的方式來看待社會中雜亂與有序並陳的人事時地物。首先,我們可以約略地說,具現代意涵的地方概念出現在十八世紀興起的產業地理學,為了服務民族國家的殖民與工業擴張,產業地理學長期將「地方」視作一區域範圍內之人口產物、氣候地貌等直觀特徵的靜態描繪工具。然而產業地理學的分析效力在二十世紀以降的全球資本流動和地緣政治轉變中愈來愈捉襟見肘,一地的社會事件無不快速驅動著另一時刻、另一位置的地理變化,產業地理學因此不得不調整既有的靜態觀點,將各地方事件的交互作用進一步整合到既有的描繪框架中,雙向交織的動態視角逐漸取代單向演進的靜態視角。由此,地方凝聚出了三種最核心且立場各異的指稱,它們分別是指代一地理區位的「位置」、一個社會互動發生的「場所」,以及一種被特定社會群體肯認的「意義(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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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這個世界是不是如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者所言般,只是無始無終、永劫回歸的飢餓遊戲,思索意識型態「作用」下的扭曲與顛倒能否定義為「假」,以及意識型態「如何」具體在人們身上起到顛倒與扭曲的作用,仍然是傳統左派堅持的分析範疇。他們相信人類終極自由的可能,也認為持續的社會分析足以揭開對立學派所強調的權力關係。對此,與盧卡奇同時代的義大利社會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供了一套值得借鏡的概念工具,他補充了盧卡奇在意識型態如何具體作用的空缺。深受義大利法西斯強人墨索里尼迫害的葛蘭西,由於在成長過程中,目睹遭受武力鎮壓的工人和農民階級,從反抗法西斯統治,到逐漸接受、支持專制統治下之新剝削關係的整體過程,因此對權力關係格外敏感。繼承古典馬克思主義「統治階級的觀念,便是主導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觀點,葛蘭西通過墨索里尼在義大利的施政作為,於《獄中札記》中提出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以解釋墨索里尼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一名發動政變的惡裩退伍士兵,快速躍升為受人民支持,被視為古羅馬皇帝復生的獨裁者。對葛蘭西而言,文化霸權即是統治階級可以不直接依靠暴力來穩固統治地位的能力,它往往聚合為統治階級在一社會中之道德、文化與知識的領導地位,因此文化霸權又可稱為領導權。統治階級的觀念之所以能成為特定歷史時期的意識型態,在於統治階級通過諸如義務教育等各種文教與宣傳途徑,刻意建構各種包含著特定觀念與社會規則的次級系統,被統治階級難以在義務教育以外尋得其他歷史解釋。這些次級系統的主導者也基本上是刻意安排的統治階級及其侍從,以便使被統治階級忽略統治階級對國家強制力與利益的寡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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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許多人將意識型態簡單視作個人的主觀觀念,但事實上,意識型態在學術界是關切物質結構的自主動力與人類能動性之相互關係的嚴肅討論,是圍繞著「真/假」與「意識/現實」課題的爭辯。它的目的是探詢意識型態到底是現實世界的延伸反映,還是具有影響真實世界能力的某種顛倒,而為了回應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早期馬克思主義的狹隘解釋。在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中,馬克思(Karl Marx)認為意識型態即是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一種騙人的表象。在馬克思的解釋下,由於意識型態與現實不吻合,僅僅是一種存在於人類意識中的虛假觀念,因此會遮蔽人類對真實社會關係或現象的認知。它可以用來掩蓋不合理的勞資關係,使工人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被剝削處境,甚至使他們反過頭來支持剝削自己的資本家,維持既有的「控制─服從」關係。所以意識型態的社會學研究,就擺在這種觀念是怎麼被生產出來?是否真的具有某種作用?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而誰受益誰受害?在馬克思早期的狹隘解釋之後,意識型態的研究內涵又經歷數次調整,愈來愈多人反思意識型態是否真如馬克思所言般全是虛假的,而不包含或等同於部份的真實;換句話說,開始有人認為意識與真實事實上難以一分為二。不過,由於意識型態的研究者多半是同情受壓迫階級的左派份子,因此討論重心仍不偏離社會表象是如何掩蓋、扭曲與蒙蔽受壓迫者的現實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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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人的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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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finished Negoti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aiwanese Farmhous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1950s-1960s

Chen, Ching-ch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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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節中,我們已經描述建築空間形式的主要特徵,現在則要進一步探討建築空間形式與建築功能的關係。兩千年前,羅馬建築家維特魯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論述建築時,曾舉出建築的三要素:「安全」、「實用」、「美觀」。此後各個歷史時期,儘管側重點時有不同,但誰都無法忽視功能在建築中所處的位置。到了近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代建築運動應運而生,為了適應新的社會需求,又再一次強調功能對於建築型式的影響和作用。十九世紀末,美國建築師沙利文(Louis Henri Sullivan)提出「形式追隨機能」(Form follow function)的看法正是此觀點的一種集中表現。從那時起,儘管有人不時地指責、批評建築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片面性,甚至宣示重視建築功能的「現代建築已死」,但我們不可否認,「形式追隨機能」對近代建築實踐的深刻影響。

    畢竟機能做為人們建造建築的首要目的,理所當然地是構成建築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必然要左右建築的形式。但是,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卻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尤其不能用簡單的方法來套用「形式追隨機能」的公式,從而機械地認為:有什麼樣的建築功能,就必然產生什麼樣的建築形式。我們應該看到建築的複雜性,否則無法解釋多樣的建築形式。例如當人們談到建築形式時,經常將它理解成空間、量體、輪廓、虛實、色彩、質地、裝飾等要素所綜合的複雜概念,它們有些和機能保持著緊密的聯繫,有些卻幾乎沒有聯繫;倘若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還會發現建築法規、結構技術、構造材料也會直接、間接地影響到建築形式。基於此一事實,我們若不加區別地說建築形式都由機能而來,便會落入偏頗的理解,所以「形式追隨機能」這句現代建築名言,存在著一定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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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思建築時,歷史是一個豐富的寶藏,對建築初學者更是如此。基狄恩(Sigfried Giedion)的建築史名著《空間、時間、建築》,以簡明輕快的歷史敘述,將建築形式的發展長河歸結為幾個空間形式特徵。這種嘗試雖然流於武斷及西方中心論,但不失為一種探訪建築形式發展的捷徑,也可避免落入諸如古羅馬、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等風格泥淖。基狄恩認為最初的空間形式存在於史前人類的穴居遺址,遺址內部雖然留下了大量人類祖先捕獵、起居、繪畫的證據,證明當時人們蓬勃的創造力,但還遠遠稱不上是建築。一千年後,史前人類開始懂得利用樹木搭建基本的棚架,可能是梁柱型或圓錐型,大多是撿拾長度與粗細相當的樹枝,勉強綑綁而成。然而這些棚架只是一時的棲身之所,人們並沒有特別嘗試穩固內外空間的區隔。

    到了公元前兩千年,基狄恩認為人類歷史上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建築,例如古美索不達米亞人與古埃及人興建的神廟與金字塔。顯然,進入農耕社會的人類,為了某些儀式或統治目的,開始學習並鑽研如何建造穩固的空間。不過受限於物質條件與建造技術,人們只能暫時從建築外觀上的宏偉、深邃、對稱、雕塑感與紀念性出發,真正的內部空間還沒有出現。因為在保持建築穩固的條件下,人們幾乎沒有餘裕營造多變、適應特殊功能的內部空間,事實上,許多神廟與金字塔的內外部空間幾乎長得一樣。但至少,公元前兩千年的人類,已經開始發展內外部空間的形式區隔了。這段時間相當漫長,橫跨米諾斯、邁錫尼和古希臘,直到公元後一百年的古羅馬時代,人類才藉由「混凝土」與「券拱」的發明,徹底改變了建築的外觀、塑造了前所未有的內部空間,甚至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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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Rodchenko 1891-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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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國際銀行發行貸款,除了依靠債權國的先進工業、服務技術與資金,更重要的是喝令債務國返還債務的「暴力」。簡言之,債權國的「軍事實力」保證了銀行的「信用」。美國能成為諸多國際銀行的首腦,就是利基於它無論如何,都能保證債務國毀滅,並以此詐利的實力。例如強制私有化、強制市場開放、強制債務國讓渡基礎設施經營權等手段。臺灣也是夾著尾巴,在美國軍事監督下,才將美援還清。反觀亞投行,中國有能力對「一帶一路」上,諸多信用貧乏的國家進行貸款回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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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culative Realism

2014年12月14日,國立交通大學在文化大學推廣中心舉辦一場名為『思辨實在論:哲學、藝術與設計』的演講,邀請此領域的二名教授,介紹新式認識論立場與建築設計間的關係。我大致摘要演講的可能貢獻、問題與心得於內文中,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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